我跟着父亲回村奔丧那天，晒谷场上正摊着新收的黄豆。八十岁的李奶奶蹲在笸箩前挑虫蛀的豆子，见了我突然手抖，黄豆粒撒在她脚边的水泥地上，滚进了一个人形的凹印里——那印子浅得像被风吹出来的，却刚好能嵌进一个人的轮廓。

“别踩晒谷场。”父亲的手按在我肩上，力道大得发疼，“你堂哥就是在这儿没的。”他盯着远处的晒谷场，那里竖着根生锈的晾衣绳，绳头系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领口处磨出的毛边，和堂哥下葬时穿的寿衣一模一样。

堂哥的葬礼在凌晨三点。棺材抬出村口时，守夜的土狗突然集体狂吠，我看见晒谷场的人形印里浮起层白霜，在月光下像具躺着的透明尸体。更怪的是，送葬队伍经过晒谷场时，每个人的影子都比平时长三尺，脚尖统统指向那个凹印。

“你堂哥走前三天，总说晒谷场夜里有人晒衣服。”守灵时，三婶摸着我手腕上的红绳，那是她连夜给我系的，“晾衣绳上挂着七件寿衣，每件都绣着他的名字，风一吹就晃荡，像七个人在排队上吊。”她突然盯着我的身后，“你看晒谷场的影子，是不是多了个弯腰的人？”

我猛地转身，月光下的晒谷场空无一人，只有那七件寿衣还在晃荡，衣摆扫过水泥地，在人形印周围留下七道细长的痕迹，像被指甲抓过。手机在兜里震动，我摸到屏保上堂哥的照片——那是他去年拍的，背景里的晒谷场干干净净，根本没有晾衣绳。

第二夜，我被窗外的响声吵醒。晾衣绳“咯吱咯吱”地响，像有人在上面荡秋千。扒着窗户看，晒谷场的人形印里躺着个黑影，四肢伸展，胸口摊着件寿衣，月光照在衣服上，绣着的“陈建军”三个字正在渗血，那是堂哥的名字。

“别开灯。”父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他手里攥着把旧镰刀，刀把上刻着模糊的“陈”字，“晒谷场的规矩，夜里的影子不能碰光。”他盯着晒谷场，突然把镰刀塞给我，“你堂哥走前，说看见晒谷场的影子会吃人，被吃掉的人，影子会留在凹印里，变成新的晾衣绳。”

我这才注意到，父亲的影子贴在墙上，脚尖不自然地朝上翘着，像被什么东西拽着。晾衣绳突然“嘣”地断开，七件寿衣飘落在晒谷场，每件都盖住了一个人形凹印，而在晾衣绳断开的地方，露出截生锈的钢筋，钢筋上缠着几缕头发，和堂哥棺木里的陪葬品一模一样。

天亮后，我在晒谷场的凹印里发现了指甲印。每个凹印的指尖方向，都对着村口的老井。三婶说，那口井在1962年填过七具尸体，都是村里的壮劳力，填井那天，晒谷场突然长出了七棵槐树，后来被砍了做晾衣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