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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的余波仍在小范围内持续。

有市人大代表在调研中提出：“应将‘个人极端事件’纳入公共安全早期防控体系。”

有区级心理援助机构提交材料，申请扩编“街道心理驿站”预算。

也有舆论反弹——“会不会让普通人把所有精神疾病患者都当成潜在杀人犯？”

这场复杂的社会共振中，程望始终没有再做任何公开表态。他只是安静地履职，收案、阅卷、值班、开会，把自己的生活重新嵌回原本的警察轨道中。

唯一没变的，是他现在开始定期抽时间，走访一些重点社区——不是去抓人，是去“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人”。

这是他主动请缨承担的任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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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有一天深夜，程望整理当月简报时，在一个工作例会上收到了王昊发来的私信。

只有一句话：

“程队，我今天做了一件事。可能没什么大不了，但我和一个总爱在天桥下自言自语的大爷聊了十分钟，后来我陪他去医院挂了心理科。他没反抗，说谢谢。说他从没和警察说过话。”

程望看了很久，然后回了两个字：

“很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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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案子，最终没有获奖，也没有被媒体再做大肆报道。张纪的照片逐渐从舆论视野里消失，那栋公寓也已经出租给了下一个外地打工者。

江州依旧有雨，依旧有下水道里传来的酸臭、有街边药店深夜未熄的灯、有超市广播里重复播放的“今日特价”。

一切恢复如常。

可在某些人心里，张纪那双空洞的眼睛，会一直留在记忆深处。

那不是凶手的眼睛。

那是一个从没被谁接住过的人，在失控边缘喊出的最后一声“我在这”。

程望知道，他不该忘。

他也不会。

那天夜里，程望值完班，从警局东侧门离开，天还没有黑透，城南街口的路灯已经亮起，照着他走出值班楼的身影，斜斜拉长。

他习惯性地走得很慢。值完班后的沉默，就像一层看不见的罩子，把他跟整座城市隔开。

小区对面便利店门前，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坐在货架边，耳朵塞着耳机，一动不动。旁边有个更小的孩子蹲着啃冷面包，眼神木然。

程望站了一会儿，没走过去，只看了一眼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他不是救助站，也不是家长。他只是一个警察。

这个职业教会他，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。人不是非疯即醒的。

张纪不是疯子，他也不是彻头彻尾的恶人。他只是在漫长的沉默中，学会了用最极端的方式喊出一句“我活着”。

但没人听。

而现在，程望听见了。

只是，他知道，听见，和能救，是两回事。

他回到家时，时间刚好过了凌晨零点，案卷摆在桌上未翻，电子屏还亮着未读通报。程望脱下警服，洗了把冷水脸，坐回椅子上，盯着那页纸上的死者信息。

良久，他拿笔，默默补上最后一栏：

【凶手状态：死亡。】

【案件结论：结案。】

窗外又下雨了。

就这样落幕。

可雨还没有停。

本案至此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