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中旬，案件尘埃落定两周。

江州市社会治理协调会在政府会议厅召开。程望以市局代表列席。他坐在角落，看着各单位逐一汇报。

司法局汇报了“精神障碍患者司法评估难点”；民政系统提及“社会监护责任体系仍待明确”；卫生系统承认“基层心理医生配置不足、筛查率低”；街道层则交出一份含糊的“矛盾调解总结”。

没人再提张纪的名字。他在这份沉重的责任链中，像一粒尘，被推来挤去，最后爆炸。

直到会议末尾，一位市政协委员轻轻说：

“如果张纪是你邻居，你还愿意他被放出来吗？”

没人接话。

——

那晚，程望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名中年男子，戴着破旧的棒球帽，在超市门口徘徊。他抱着一个白色的药袋，袋子上写着“利培酮片”。

他下车，走到男子身边：“你一个人住？”

男子看了他一眼，小声：“我……我在租房，旁边没人。”

“药够吃吗？”

他点头，“街道医生给的。”

“有什么事能联系谁？”

男子低头，“没人了。”

那一刻，程望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空。

或许这座城市里，还有很多“张纪”，只是他们还没出事而已。

——

局里，技术组的人更新了“精神障碍涉案风险分级模型”，其中多加了一项：社会孤立程度指数。程望站在模型前，目光紧盯“未纳入高危名单”的红色警示栏，许久未动。

他知道，再严密的模型也无法穷尽人心深处的裂缝。

他写下笔录的最后一行：

不是所有的杀人犯都想杀人。也不是所有被害人，都曾无辜。

也许，审判的，不止是一个人；该救赎的，是一整座城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