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，程望在局里醒来，头发乱得像昨晚没睡的人。他没有回家，也没脱警服，仰坐在办公室的单人沙发上，面前的白板上写着几个名字：张纪，何国清，何家妹，林医生，以及“空白区域”下的一个箭头——指向社区卫生中心。

他看了一眼时间，拨通了社区管理办公室的电话。

“我是市刑侦支队程望，我想调阅张纪近五年在辖区的居住和帮扶记录，包括社区医生入户随访表、药物发放记录、民政帮扶记录、街道协助谈话纪要。”

对面的人沉默了三秒：“您稍等……我们需要和领导报备一下。”

“报。”程望的语气没有波澜，“这不是请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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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小时后，他带着技术组的王硕到了江北街道办。接待他们的是一名四十出头的妇女，戴着老花镜，语气有些拘谨。

“张纪啊……确实有过几次上门随访，他情绪不太稳定，也不太愿意交流，我们试图安排心理干预，可他拒绝接受。说实话，这种人，我们也没办法硬逼他治疗。”

“你们是什么频率回访？”程望不急不慢地问。

“按规定是每月一次，但人员不够，有时两三个月才去一趟。”

“那药呢？”

“都是开基础药，按医保配的，一次最多两周剂量。有时他没来拿，我们也联系不上……他住的那片老楼没电梯，门铃也坏了。我们去了三次，没人开门就走了。”

王硕记得资料上写过：张纪的病史被标注为“需动态观察”，而非“精神高度危险个体”。这代表，他既不在重点精神障碍名单，也没强制医疗义务。

“那你们有没有考虑给他申请社会监护人？”

对方摇摇头，像是回避：“没有直系亲属，而且……说实话，谁愿意做他的监护人呢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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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天晚上，程望调出了张纪三年来的通话记录。

其中有个号码，每月只在特定时间段拨出：江北社区精神康复中心的林医生——那位曾为张纪短暂诊断过的医生。

“我就跟他通电话，也没再见过面。”电话里，林医生声音略显疲惫，“他总是问一些古怪的问题，比如‘你觉得记忆能被窃取吗？’‘如果一个人骗你十年，他是不是比你更活该死？’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转移型被害妄想，后来觉得……他其实是把我当成某种‘试验场’。”

“你没上报？”

“他没有明确攻击倾向，也没自残历史……我上报了两次，系统打回来，说不符合高危标准。”

程望没说话。

“你们警察总希望我们医生能做判断，但这个判断的‘标准’是谁来制定的？你知道现在一个公卫医生要负责多少个患者吗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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