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十年代末的辽北农村，一进腊月就冷得伸不出手。我跟着爹回大兴屯奔丧，二大爷的棺木停在西屋，窗台上供着半碗冷透的高粱米饭，饭上插着的柳木哭丧棒，在煤油灯底下投出晃悠悠的影子。

“夜里别往苞米仓子那边去。”守灵时三婶往我棉袄里塞了把桃木屑，“你二大爷走得急，没来得及给老屯的‘黄仙姑’上供，昨儿后晌我看见仓房梁上挂着串黄皮子毛。”

苞米仓在院子东头，是用秫秸扎的尖顶棚子，干透的苞米棒子码得比人高。那晚我起夜，月光把苞米仓照得发青，忽然听见秸秆堆里传来“哗啦哗啦”的响声，像是有人在翻晾苞米叶。我攥紧桃木屑刚要走，仓子拐角处突然晃出个穿红袄的人影，扎着齐耳短发，手里抱着个半人高的纸糊枕头——是扎纸匠老周头给二大爷糊的“纸新娘”，本该明早跟着棺材一起烧的。

纸人红袄上的金粉在月光下泛着冷光，更瘆人的是她转头时，糊得周正的纸脸竟裂出道缝，嘴角朝着耳根扯出个不自然的弧度。我猛地想起三婶说的禁忌，咬着舌尖转身就跑，棉鞋在雪地上打滑，身后的“哗啦”声却越来越近，混着苞米叶摩擦的沙沙响，像极了有人踮着脚尖在追。

跑到屋门口时，我忽然听见头顶传来“吱呀”一声。抬眼望去，苞米仓的尖顶秸秆间卡着个纸糊的金元宝，正是白天摆在二大爷棺前的祭品。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，金元宝旁边蹲着个毛茸茸的东西，尾巴蓬松得像把破蒲扇，听见动静扭过脸，两颗绿莹莹的眼珠子直勾勾盯着我。

守灵的长明灯在午夜爆了灯花。我迷迷糊糊听见外屋有动静，扒着门缝看见爹和三婶对着供桌发呆——供桌上给二大爷准备的纸衣、纸鞋全没了，本该压在纸人手里的“阴婚庚帖”，此刻正歪歪扭扭地贴在苞米仓的秸秆墙上，墨迹未干的“聘礼”栏里，清清楚楚写着“黄皮子三对，高粱酒五坛”。

天没亮老周头就来了，看见空荡荡的纸人架子当场变了脸色：“昨儿晌午我往纸人眼眶里塞了粒黑豆辟邪，这要是让活物叼了去……”他突然盯着我的棉袄袖口，“你袖口咋沾着黄皮子毛？”

我这才发现棉袄上粘着几根姜黄色的毛，想起昨夜仓房看见的红袄纸人，后颈瞬间冒起冷汗。老周头蹲下身，用扎纸刀在地上划了个歪扭的“囚”字，刀刃刚入土，苞米仓里突然传来“扑通”一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摔在了苞米堆上。

三婶举着煤油灯过去，照亮的瞬间猛地尖叫起来——码得整整齐齐的苞米棒子中间，那个失踪的纸新娘正端坐着，红袄上沾满了新鲜的苞米须子，怀里抱着的纸枕头不知何时被撕开，里面塞着几团带血的黄皮子毛。最骇人的是她的纸脸，原本用墨笔画的眼睛竟变成了两个黑洞，黑洞深处闪着两点极小的绿光，像极了某种活物的瞳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