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章 患者砍杀案(五)(2 / 2)

张纪案的舆论发酵在社会层面持续升温。

最初是“患者伤人”的担忧,然后是“制度失能”的控诉。

“我们害怕张纪,但更怕下一个张纪。”

“一个明明早就该被收治的病人,为何能在城市里自由走动?”

“警察为啥不防?医生为啥不上报?社区在干嘛?”

市卫健委、公安局、街道办相继开设舆情回应专栏,程望也曾被临时调去“公众答疑小组”协助。但他拒绝出镜,理由是:“我不是发言人,我是警察。”

他只接受了一场封闭问答,是面对江州市教育系统心理卫生教师的培训班。最后,有年轻教师问:

“如果当年张纪的学校老师多陪他谈一次话,会不会不一样?”

程望沉默了半分钟,答道:

“你不能指望一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。但你可以阻止他在最初的时候变成‘那种人’。”

深夜,程望一人走进档案馆,把“张纪”相关案件的案卷封存。他在封面贴上最终归类:“个人极端暴力事件——非精神失控型。”

归档后,他长时间坐在资料室中央的那张椅子上。

从警十二年,他处理过奸杀、虐童、连环肢解案,但张纪案却让他第一次出现梦魇:梦见一群人围着燃烧的房子站着,没有一个人伸手灭火。

“是系统的问题,”心理辅导师在评估记录上写道,“程警官对‘人性责任与制度边界’产生了严重思考障碍,但目前未显现焦虑或攻击倾向。”

他看了眼这行字,低笑了一声:“系统问题,不是我能改的。”

但他还是做了一件事。

他联系了社区卫生中心,协助市局编制一份《特殊心理高危行为干预初筛问卷》,试图让“孤独、情绪异化、社会断链”成为筛查指标。

他知道这会增加医生负担,也知道它不会阻止所有悲剧。

但这不是为了张纪,而是为了那个坐在超市门口吃药的陌生人——让他不会成为下一个“城市里的幽灵”。

这起案子,终于写进了年度案例纪要,标题是:

《江州张纪案:城市精神病人公共风险责任链模型初探》

下面有一行备注:程望 警官评审,刑侦技术支持。

他在末尾页签上自己的名字,笔迹遒劲:

程望 2025.5.

然后,抬头望了一眼窗外。

雨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