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们不能一直等他们死了，才去追问为什么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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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局副局长在一次会议上私下问他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以前你只认物证。”

程望答得平静：“我还是认证据。只不过，这一次，我想追到证据的起点。”

那起点，有时候是一个微信备注，是一通凌晨无人接听的电话，是一个在出租屋里反复调低铃声的习惯。

程望知道，证据不是冷冰冰地躺在案卷里——它藏在人心被消耗殆尽之前的挣扎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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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再无“后续”，但影响仍在延伸。

检察院联合公安局，发起关于“情感操控与精神控制在刑事案件中的界定研究”，试图为司法审判提供可操作性的标准。

几位老刑警私下议论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感情一崩溃就要命。”

程望沉默片刻，只道：“我们不能把悲剧当作教训教别人。”

“我们只能问一句：下一个人在哪儿等着被看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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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近年末，江州冬雨连绵。

程望回到办公室，一封匿名快递正摆在他的桌上。拆开，里面是一叠打印纸和一张纸条。

上面只写了一句话：

“她说，你是唯一认真听她说话的人。”

落款：李宛青生前闺蜜 陆果

程望看着那张纸，半晌无语。

那一叠打印纸，是李宛青写下的私密日记。

纸页略显斑驳，字迹却稳重细腻，夹杂着沉思、愤怒、哀怨，还有她反复写下的一句话：

“我没想死，但我好像已经消失了。”

程望将纸张一页页地摊开，细细读完，最后起身走到窗前，望着外头满城暮色。

他想起一个采访中，一个自杀未遂者说的话：

“真正想死的人，不是想结束生命，是想结束痛苦。”

而那种痛苦，往往是别人觉得“不值一提”的东西。

——一个推迟的承诺，一句沉默的拒绝，一场等待无回应的依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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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晚，他写下工作日志：

“情感犯罪，非一定有鲜血。但当事人的信任、人格、情绪被持续剥夺，最终仍会走向死亡。我们要建立的不仅是刑法防线，更是预警机制——让人们在坠入深渊之前，先被谁拉住。”

写完这段话，程望久久凝视屏幕，然后关掉电脑，起身离开办公室。

夜色正浓，雨点悄然敲窗，仿佛一个沉默的女孩在黑暗中低声说：

“我还在等一句解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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