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总记得七岁那年上元节，江屿泽攥着只糖画兔子，追着我跑过青石板巷。他衣摆扫过灯笼穗子，暖黄的光晕里，糖画尾巴上的金粉簌簌落在我裙角，像他眼里晃碎的星子。

“阿阮慢些！”他额角沁着汗，却仍把糖画举得高高的，生怕被风吹化了。我躲在绸缎庄的木柱后偷笑，看他急得原地打转，发间那支我编的狗尾草花环都歪了。那时我们总以为，这巷口的糖画摊、私塾檐角的铜铃、还有彼此发间未褪的童真，会这样永远粘在岁月里。

十三岁时我在绣坊当学徒，他每日下学必绕路来接我。春日细雨沾湿他的纸伞，他便把伞倾向我这边，自己半边身子浸在雨里，却笑着翻开《诗经》：“阿阮你听，‘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’，这是我今日新学的。”

伞骨上的雨珠滴在他卷角的书页上，晕开小片墨痕，像我每次见他时发烫的耳尖。

变故起在那年霜降。我爹染了重疾，药铺的账单叠得比我绣绷还厚。

江婶来我家那日，我躲在屏风后听她压低声音：“屿泽已中了秀才，明年要去府城应试......坊间传阿阮在绣坊抛头露面，于他名声不利......”

铜炉里的炭块突然爆响，惊得我指尖戳进绣针，血珠渗进绸缎上未绣完的并蒂莲，红得刺目。

第二日起，我故意躲了他整整三日。第四日黄昏，他翻墙跳进我家后院，衣襟勾住墙头等刺，撕开道口子。

“阿阮为何躲我？”他眼底蒙着薄雾，像那年被雨水打湿的纸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