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展柜中，静静陈列着一批跨越数千年的文物：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泛着温润光泽，商周时期的陶器刻着神秘纹饰，明清瓷器的釉色流转着岁月的沉淀。这些看似普通的器物，却承载着粤东地区文明起源的密码，而它们的发现者，是一位曾在汕尾乡间穿行的意大利神父——麦兆良。这位身着黑袍的传教士，用半生时光叩击大地，让南中国海畔沉睡的文明重新焕发生机。

一、黑袍神父的考古传奇

1928年，意大利天主教神父麦兆良远渡重洋来到香港。当时的粤东地区，传教士们除了传播信仰，也热衷于探索这片土地的古老奥秘。麦兆良最初协助爱尔兰神父芬戴礼在“福老区域”进行考古，1936年芬戴礼去世后，他独自踏上了揭开粤东史前文明面纱的征程。

在汕尾捷胜镇的乡间，麦兆良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。当地老人回忆，这位蓄着黑胡子的神父常常头戴草帽，背着布袋走村串巷，用半生不熟的汕尾话与村民交流。有人说他能用一枚铜钱换走村民家中的“破陶片”，也有人说他曾在暴雨中抢救出被泥土掩埋的石斧。最神奇的是，麦兆良竟在短短几年内学会了汕尾方言，甚至用意大利语编纂了一本《汕尾话字典》，让当地人惊叹不已。

这些看似离奇的传闻，实则是麦兆良考古生涯的真实写照。他穿梭于捷胜沙坑、南澳澳头等地，足迹遍布粤东丘陵与海岸。1934年，当得知沙坑村发现陶片后，他立即带领助手展开调查，在沙坑北遗址的红土层中，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斧和彩绘陶片。此后十余年间，他陆续发现了沙坑南、三角尾、菝仔围等数十处遗址，采集文物近万件。

二、器物中的文明图谱

麦兆良藏品跨越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，犹如一部立体的粤东文明史。这些器物不仅是实用工具，更是古人智慧与审美的结晶。

（一）石器：开启鸿蒙的利刃

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是麦兆良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沙坑北遗址出土的磨光长身石斧，刃口锋利如新，斧身保留着细腻的磨制痕迹，展现了5000多年前先民的精湛技艺。东坑南遗址的石锛则呈梯形横截面，有的还带有弧形凹刃，推测是用于砍伐树木或加工木材的工具。最特别的是沙角尾遗址的有肩石锛，这种独特的造型在华南地区广泛分布，暗示着远古时期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。

（二）陶器：泥土塑造的史诗

陶器是麦兆良藏品中最丰富的类别，从炊煮器到祭祀用品，勾勒出古人的生活图景。沙坑北遗址的彩绘圈足盘尤为惊艳：盘沿刻着波浪纹，盘心以镂孔技法装饰，犹如一轮红日从海面升起。麦兆良推测这是祭祀用的礼器，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。东坑南遗址的流带把壶则充满实用智慧：壶身一侧带有流口，另一侧安有把手，方便倾倒液体，其造型与中原地区的陶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青铜器时代的宝楼文化遗址中，折沿绳纹釜占据多数，这种炊具的广泛使用，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进步。

（三）瓷器：釉色里的海上丝路

明清时期的瓷器在藏品中散发着独特魅力。一件青花山水纹瓷碗，釉面白中泛青，碗心绘有层峦叠嶂与帆船，暗示着粤东地区与海上贸易的联系。更珍贵的是一件素三彩瓷盘，黄、绿、紫三色交融，盘心绘有麒麟送子图案，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岭南地区的深刻影响。这些瓷器不仅是生活用品，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。

三、改写历史的考古发现

麦兆良的考古成果在国际学界掀起了波澜。他在《粤东考古发现》中提出，沙坑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存在关联，这一论断挑战了“南中国无石器”的传统认知。1938年，他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三届远东史前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，以详实的实物证据证明粤东地区早在6000年前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，震惊了在场的考古学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