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存在的荒诞，诗作呈现出东方智慧与西方荒诞哲学的奇妙融合。\"佢唔喺人，既唔系神\"的否定句式，暗合禅宗\"不立文字\"的超越性思维。当\"情绪\"既非人类理性可驯服，亦非神性可救赎时，诗人将存在引向庄子\"天地与我并生\"的境界。这种\"无何有之乡\"的栖居方式，恰是对加缪\"西西弗斯是幸福的\"的东方转译。

诗中反复出现的\"揸手\"动作，可视为对存在困境的积极应对。正如老子所言\"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\"，诗人通过重复书写完成对控制的解构。这种\"以枷锁为舞\"的生存美学，让人想起贝克特《等待戈多》中永远等待的狄米特里，在虚妄中坚持本身即构成存在的意义。

四、抒情传统的现代转型：从\"感时忧国\"到\"日常神性\"

相较于传统粤语诗歌的市井叙事（如黄沾《狮子山下》），树科实现了抒情范式的根本转向。诗中摒弃了具体的时空坐标，将\"楼路花草\"转化为存在论的普遍符号。这种\"去历史化\"的书写策略，使个人经验升华为时代症候的镜像。

在比较视野下，这种转型与台湾诗人杨牧《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》形成对话。后者通过宏大叙事叩问时代，树科则以微观视角解构本质。当\"情绪\"成为诗学主体时，诗人完成了从\"代言体\"到\"独白体\"的蜕变，这种转变暗合利奥塔\"后现代知识状况\"的论断——宏大叙事失效后，碎片化经验成为新的诗学资源。

五、未完成的诗学：解构之后的重构可能

诗作在解构狂欢中始终保持着克制的张力。结尾处\"揸手嘅揸手\"的回环，既是对系统暴力的控诉，亦暗含突破的可能。这种开放性结尾，让人想起艾略特《荒原》中\"这些碎片我用来支撑我的拱门\"的隐喻。诗人未给出解决方案，却为读者预留了重构的空间。

在方法论层面，这种\"未完成性\"恰是后现代诗学的核心特质。德里达\"延异\"概念在此获得生动诠释——当\"揸手\"的能指在诗中无限滑动时，意义始终处于生成状态。这种诗学实践，为方言写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：在解构与重构的辩证运动中，语言成为抵抗虚无的武器。

结语：《啲啲情绪》以其精妙的诗学构造，完成了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书写。诗人通过方言的炼金术，将日常经验转化为存在论的沉思，在解构传统抒情范式的同时，重建了诗与哲学的对话空间。当\"情绪\"成为不可言说的言说时，诗本身即成为对抗异化的精神突围。这种在虚空中的舞蹈，或许正是现代人最真实的生存写照——在控制的迷局中，我们终将学会与不确定性共舞。